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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对先贤的过度引用

书籍名:《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作者:乔治J. 施蒂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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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第14章 对先贤的过度引用,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麦考利(很明显,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曾经以一种充满个人色彩而又生动的方式声称,所有死去的人都是好人:

这里全是老朋友,再也不会看到新面庞。这里全都一个样,无论他曾经富可敌国,还是一文不名,无论他是高贵典雅,还是卑微下贱。在这个故去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国仇家恨,再也没有变化多样。柏拉图再也不会阴沉抑郁,塞万提斯再也不会暴躁无常,德摩斯梯尼再也不会丧失理性,但丁再也不会待得过于久长,西塞罗再也不会由于政见不同而只能在门外张望。[1]

当然,在这里“好”的意思是指“没有能力做新的坏事”,不过我倒相信,故去的经济学家都是好人,应该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说法。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对经济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指整体上的学者阶层)是怎样行事的,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非常感兴趣。有人可能会认为,对于研究这一问题,与故去的学者相比,当代的学者应该是更好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当然是对的。你可以与当代的学者面对面的争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解释他们的观点与行为。与故去的学者相比,研究当代的学者,你还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更多信息:他们是吝啬小气,还是慷慨大方呢?他们热爱自己的配偶吗?他们的孩子是小怪物,还是小可爱呢?对于他们自己没有发表过相关著述的领域,他们了解得多吗?你当然可以对此发表异议,虽然这些信息有助于了解一位学者的性格,但对于了解其思想,这些可全都是毫无用处的。

除非一个人有非凡的进取精神,并且具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否则他就不可能与许多杰出的学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样的学者一定是最有意思、最值得研究的人。事实上,在深入、客观地研究一个人的时候,友谊本身就很难达到开花结果的程度。即使可以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暗含着人为的因素。如果研究一个故去的学者,就不会发生像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

我曾经对经济学科的学术史很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这一兴趣当然不是比较研究的产物,不是那种对比研究在世的人和故去的人哪一种人好处比较大的一系列研究。虽然经济史如今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学术领域,甚至在许多著名的大学中,都不再开设相关课程,但它在我的眼里,却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魅力。

在我从事这一研究的早期,我的一个发现是,那些能力超群的经济学大家很少承认或者修正自己的错误。当然,这些经济学家不应该(或许也不被允许)犯很多错误,至少不能犯那种容易被修正的错误。然而,即使这样很少的可修正的错误,也很少会被承认。

来看一个著名的例子:亚当·斯密对设定利率上限的法律(高利贷相关的法律)的辩护:

法定利率应略略高于最低市场利率,我们已经讲过了,但也不应过于较高。例如,如果英国法定利率,规定为8%或10%,那么就有大部分借贷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空谋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这类人,愿意出这样高的利息。诚实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得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货币的报酬,所以不敢和他们竞争。一国资本,因此有大部分不会到诚实人那里,而掷在浪费者手上,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而是用在浪费资本、破坏资本的用途上。在法定利率仅略高于最低市场利率的场合,出借人都宁愿借钱给诚实人,不愿借钱给浪费者空谋家。因为借给诚实人所实得的利息,虽不较多于借给浪费者所得利息,但钱在诚实人手上,要稳当得多。一国资本,因此得以大部分掷在诚实人手中,使其经营有利的职业。[2]

这一论述显得很奇怪。它似乎假定款项的出借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款项被偿还的可能性,而只是对承诺的利率备加关心。显然,这与斯密的基本理论是不一致的。斯密的基本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经济行为,而这一论述中的出借人却是如此目光短浅,蠢得不可救药。这一错误已经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其著名的小册子《关于高利贷的通迅集》(Letters on Usury)中指出过。也肯定有其他人质疑过这一错误。在1787年边沁就这一错误提出质疑之后不久,斯密对《国富论》(1789)第五版,也是其最后一个版本,做了最后的修订。此次修订只不过是对其中的一些细微之处做了点零敲碎打的修补。因此,他没有能够对此做出修正。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发现这一错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就是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

对于经济学家所犯过的或大或小的错误,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大单子(当然,对于我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也可以列出一个相当长的单子),在旁边加一个这样的小注“这一次,作者已经帅气地修正了这一错误”,几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一些时候,有些作者一直到去世都会捍卫自己的错误,或者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愿意继续。著名的维也纳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m-Bawerk),从来都不承认联立方程有用,在他看来,这样的方程只是在做循环推理。

即使是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承认,往往也是偷偷摸摸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1版中声称,一个人所拥有财富的总效用,等于其所消费的所有单个商品带来的效用之和。然而,到了1895年,在《经济学原理》的第3版中,却明确地将这一论断否认了(“我们不能说,两种商品合在一起的效用之和,就等于每种商品各自所带来的效用加在一起的和”)。他还加了一个脚注:“显然,在早些的版本中,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向读者表达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部分地是因为,也许会出现重复计算:比如,两种商品—啤酒和白酒,满足的是同一种效用。)

大多数的错误都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斯密如果把那段关于高利贷法律的论述删除,对他这本大书也不会带来任何影响。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愿意承认错误,也许部分是因为,作为科学的探索者,他们对于自己的学问怀有传教士般的坚定热情。

学者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很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一定要记住,我们所讨论的学者都很有头脑,而且他们一般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有一个事例是非常罕见的,那就是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例子。在读过凯恩斯的《通论》之后,当时已是成年人的汉森,作为一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却能放弃自己先前的学术观点,转而成为一名热情的凯恩斯学说的阐述者。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1812~1823年,两个人之间的马拉松论战,则更像是学者之间常见的模式。他们两位都是才华过人、受人尊敬的学者,同时又是亲密的朋友,尽管他们俩从未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达成过一致观点。在去世前的几天,李嘉图还给马尔萨斯写了一封信,笔调优雅:

现在,我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已经做完了。和其他许多辩手一样,经历了那么多的争论之后,我们俩还是在坚持各自的观点。那些争论从来没有影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当时您同意了我的观点,那么我还不会像现在这么喜欢您呢。[3]

人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虚荣心。学者就像是传播福音书的传道士一样,向学术同行传播他所信奉的新思想。新的想法总是会遇到可怕的障碍,最常见就是别人的漠不关心,还有新想法总是与旧思想发生冲突,或者与我们日常的经验明显矛盾。那些以一种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的方式提出来的新想法,绝大多数都会很快被人遗忘。一位学者,如果对自己提出来的想法都没有十足的信心,认为它是正确的或者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也很难得到其他学者的热情支持。

显示这种推销员精神的另一个特征是,使劲儿地重复,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主张自己观点的方式。我曾经和约翰D.布莱克(John D.Black)一起,为一个委员会服务。他是哈佛大学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就特别擅长运用重复这一技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先提出一个观点,我会提出一两点强有力的(对于我来说)反对意见。对此,他的反应是,他对我的观点完全置之不理,只是单纯地重复自己的观点。之后,主要是为了避免无聊,我会再提出一两个稍微温和些的反对意见,结果是,我将会再次被其固执地、一成不变的重复挫败。弗兰克·奈特是另外一个善用此道的大师。在其一篇关于资本理论的文章中,他在第九次重复自己的观点时,引用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名言:“只有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把真理引渡到不情愿的头脑中,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方法,对于引渡错误,作用也是一样的。

学者著书立说,是为了影响同行学者的信念,然而“影响”一词本身的含义就是含混不清的。影响,可以指说服其他人:购买一个人的著作;去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去引用一个人已出版的作品;去相信与此前不同的理念,可是很可能其发展方向与说服者本身所期待的方向并不一致;去接受作者的主张;等等。

有一些类型的影响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其准确度还可以令人接受。例如,人们可以统计一本书的销量;通过调查阅读行为或者统计著作以及文章的被引用次数,来估计一个出版物的大致读者量。不过,这种测量结果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作品对于专业的思想和研究工作的进程是不是产生了影响。我引用贝克尔的这一理论:罪犯会对预期的惩罚做出理性的反应,可是这是否能够说明,我是从他的理论中才得到的这一观点呢,还是他使我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更加清晰了呢,还是我只是运用他的这一观点来加强我原本已经有的类似观点呢?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能够容易地辨别出一种信念受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的一位已经去世的朋友G.沃伦·纳特(G.Warren Nutter),是弗吉尼亚大学优秀的经济学家。他有一次乘飞机去罗彻斯特大学做学术讲座,题目是“为什么著名的科斯定理是错误的”。在其旅程的第一阶段,米尔顿·弗里德曼碰巧坐在他的邻座,两人就纳特对于科斯的质疑展开了讨论。当纳特到达罗彻斯特的时候,他的讲座标题就已经变成了类似于“证明科斯定理的另一种办法”。在这里,哪怕是疑心最重的观察者,也不能否认让纳特改变想法的影响来源。

大多数影响发生作用的过程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像A说服了B,于是B就接纳了A的观点一样。更常见的情况是,B想方设法反驳A。这反倒确实证明了A对B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随即,一大批顶尖的经济学家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有人谴责他,有人捍卫他。例如,凯恩斯声称,在一个社会中节约的每一美元,都会被投资于该社会,因此储蓄和投资总是相等的。由于凯恩斯对术语的定义有问题,因此在这里充满了同义反复。即使这样,仍然出现大量的文章去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不仅如此,后来,弗里德曼批评凯恩斯对于货币存量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论述得不清楚,直接引发了由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弗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奋力反驳,被称为捍卫凯恩斯的第四轮保卫战。当别人认为你的观点很重要,以至于值得去谴责和推翻,这其实是你的成就。即使你的观点被推翻了,对于你的学术自尊和学术声誉来说,都要比你的观点从来都不被人提及要好。使你的观点能引起同行们的注意,特别是要激怒他们,还真是需要一些功力的。

学术界领袖身上呈现的一些特点,显示出他们缺乏幽默感。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他们在听到一个笑话的时候,没有心领神会、畅快发笑的能力,而是指他们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不能够做到超然物外,直率坦诚。嘲笑是一种常见的攻击武器,但风趣的自我查问则是一种解除武装的方式。一个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人是绝对不会通过大量的自我肯定而一再宣称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却认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都是毫无道理、大错特错的。

学者们总是特别喜欢参考其学术前辈的研究,不管这位前辈是他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也不管他们是否读过这些前辈的作品。经济史学家D.H.麦格雷戈曾经说过,萨伊定律(Say’sLaw,是一个命题,其实并不是由J.B.萨伊提出来的。这一定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不可能出现所有商品同时过剩的情况)应该被称为传闻定律(Hearsay’sLaw)。雅各布·维纳,其渊博的学识和无私的诚实,一直都让我觉得难以望其项背。他曾经告诉过我,一般情况下,现代经济学者对经典经济学家作品的引用是如此庸俗无知,根本不值得注意,更不用说反驳了。在这里,我就不再列举更多这样的例子。然而,对于像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等经典理论,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在引用时竟然都有惊人的歪曲。

这样的现实情况就引发了一个疑问:既然引用前人的文献存在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人们还要对其加以引用?是为了表明历史学习中出现的错误,还是为了强调现代的思想来源都有广泛的历史基础?或者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巧妙地贴上一个先前学术传统的追随者或反叛者的标签?我觉得以上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像毕晓普·斯塔布(Bishop Stubb)那句著名的评论所言,当有人说“历史证明”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被以下这句话代替:“我提出的假设没有丝毫证据。”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科学家应该熟悉本学科的历史?毫无疑问,一个人学识渊博非常好,但对于一位研究寡头垄断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现代经济学家而言,学习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文献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先前学术思想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不是已经经过提炼或者浓缩,被编入现代的论著和教材中了吗?

对于上述问题,现代学者给出的答案是极其肯定的:是的!我们现在的知识不仅吸收了前人研究中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内容,还吸收了一些没有价值的内容。就像一个学习微积分的学生,他可能从牛顿、莱布尼茨或拉格朗日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一样,一个学习价格理论的学生,也不太可能从亚当·斯密的作品,以及一个世纪后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作品中学到什么。当我说这是一个学者普遍接受的答案时,我的意思是说,这正是现代许多经济学家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也并没有给其辉煌的学术事业带来多少干扰。即使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就是那个创立了摩门教的斯密,他也只是给在犹他州之外的地区提供了一点无伤大雅的娱乐,而不会给他的职业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要想在辩论中获得胜利总是非常困难的,我也不应该去尝试这一点。事实上,我自己也没有信心,让一个年轻学者去研究他的领域的学术史到底是不是有益的。不过,如果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确实沉浸于经济史中潜心研究,他会发现,历史上每个创新最初都是在一种高度不完美的形式中产生的,只是随着那些更大的缺陷被慢慢消除,理论才逐渐成熟起来。他还将发现,新理论或新方法的推崇者总是会尽其所能,宣传他们支持的理论或者方法的优点,同时不断夸大他们想要取代的旧知识中的缺点。我知道,对于这种积极的学术推销模式,没有什么重要的例外。

例如,亚当·斯密小心翼翼地忽略了杰姆斯·斯图尔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在九年前就出版了的有意思的经济学论文(忽视是被遗忘的高速公路)。人们往往高估自己的思想价值,这也是一条通行的规则。然而,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是如此极端地在意自己的正直,以至于使自己承受痛苦:他对自己的贡献评价过低,使得自己背了一个多世纪“缺乏创造力”的黑锅。因此,对于一名科学创新者来说,对于已有知识的谦虚和尊重,将是其最值得怀疑的资产。反思这个教训,教育意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除非人们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否则就无法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是事情的一个侧面,还有另外一个侧面。过世已久的经济学家的作品,总是让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理解的偏差。这种情况在理解仍然在世的经济学家的作品时,就很少发生。学术史上有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对于一位经济学家希望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往往会存在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学术理解力和良好的愿望,就可以理解一位学者希望表达的意思。可是,对历史上任何一位重要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了。例如,关于李嘉图到底是如何确定工资率的这样一个问题,引发了长达170年的争议。他是否认为,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率可以长时间超过生活成本?或者,他是否认为,人口快速增长的潜力可以很快把工资压低到生存水平?生存水平到底是指生理上的最低需求水平,还是指由文化决定的传统标准?如果是后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水平还能保持稳定吗?

之所以会存在这些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李嘉图的文本往往是含糊不清的:第X页,他表达的是一种观点,到了第Y页,却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造成这种歧义,不能只是归因于粗心大意。还可能是因为,在一点上,他考虑的是短期情况,而在另外一点上,他又考虑的是长期情况;或者,他在这一点上,关注的重点是另一个主题,所以工资问题就被简化了。不过,粗心大意或者至少是不那么精确,这样的缺陷在所有学者的作品中都曾经出现过,目前仍然存在这一现象。

导致歧义的另一个来源是,对于一种思想的认识,总是依赖于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时代(大约是1848年),当一个经济学家写到,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的同一种商品,价格都相同。他这是再现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近乎真理的事实(尽管穆勒称为原理)。这一论点在前面的第5章曾经介绍过:拥有充分信息的买家将寻求最低的报价,而拥有充分信息的卖方将寻求最高的出价,所以双方价格的差异实际上会被消除。然而,如今,如果再严肃地声称,买家和卖家都是拥有充分信息的就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了。信息再也不是免费的了(如果想要了解普通股票的价格,你还需要花钱去买一份报纸)。我们现在相信,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市场中发现各种不同的价格,而且价格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集信息所需的成本。[4]穆勒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只是承认,价格出现不同的现象只是偶然的和不完全的情况。如果把1848年的实践标准放到今天,那该会多么不明确啊。

研究学术史的第二点有用的而且有点令人惊讶的教训是,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往往是错误的。不仅是细微的、无关紧要的琐事,而且是被普遍接受的、曾经对科学的思考和工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事实。我将要举两个例子。大多数的英国经济学家都认为,土地所有者什么都不用做,他只要出租土地就可以了:他所要出售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因此,经济学家通常都会说,“地主总是喜欢收获,但他从来都没有播种过”,并且质疑租金的伦理基础。当然,这是荒谬的。地主需要的技能是为投资做出决定,以及决定何时改变土地的用途,这一改变将会对土地的收益产生重大的影响。从亚当·斯密到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再到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这一事实一直都在被忽视。

再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长时间内大体上保持稳定不变,这一看法在19世纪前半叶被广泛接受。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1873年5月8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仍然认为,人口增长的压力是阻碍英国(事实上是所有国家)工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根本障碍。直到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在1875年开始对工人收入的研究之前,人们对这一认识从来没有进行过严肃的考证。当然,这一认识被证明是错误的。在19世纪前半叶,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0%~100%。

还可以举出更多现代的例子。例如,美国大多数制造业处于垄断之中的认识是错误的,但长期以来这种认识被认为是接近真实情况的。很容易去指责经济学家没能开展完全可行的研究以确定事实。然而,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得太多了,以至于很难确定,到底是由于经济学家的懒惰,还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实际上,在每种这样的情况下,“事实”的认定都是具有一定实证检验基础的。一旦一种观念被广泛接受(并没有经过仔细研究的过程),直到它出现实在无法立足的错误(就像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样),或者被理论学家推翻之前,它一直都会被认为是对的。

因此,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启示就是,即使是最优秀的学者,也会受到知识和想象力的局限。在我们观察某些地理区域的时候,我们都戴着时间和名称的眼镜,哪怕我们拥有最灵敏的眼镜,这样的眼镜也只能让我们看到有限的距离,以及我们这个世界的部分运动。

如果这个教训过于严肃,那么研究学术史还会还来一个特殊的优势:它允许我们与卓越的思想建立联系。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做到同时拥有学术水平堪与四位经济学大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相比肩的学者,更不用说再同时拥有十几位他们最为要好的同事了。然而,所有这些伟大人物,都可能同处在一个人的图书馆里。他们那精奇微妙的思想随时准备教导我们、欺负我们,并给我们带来困惑。他们教导说,如果在一个高性能的显微镜下阅读他们,他们就会变得十分晦涩难解;如果在一个望远镜下阅读他们,他们就会变得极度枯燥乏味。在阅读大师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十分惊奇地发现,这些大师有些时候是如何屈服于他们的个性和环境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是完全无视这些的。一个卓越的头脑,以及它的作品一定是最吸引学者的学术对象—在这里,所有需要付出的代价,只是自己的智力努力。此前,我曾经提到过经济学中的免费午餐:这是一个漫长的奇妙的进餐过程。更为奇妙的是,随着我们自己理解能力的提高,这份午餐也将变得愈发美味。

[1] 托马斯B.麦考利《评论的、历史的、混杂的文章与诗歌》第二卷,(纽约:R.沃辛顿,1879年),第144页。

[2]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卷,1776年出版,重印:牛津:克莱登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357页。(中文译文摘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267页。——译者注)

[3] 《大卫·李嘉图全集》,第9卷,彼罗·斯拉法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382页。

[4] 研究科学史的一个好处是,它会告诉研究者书籍的价值。海因里希·戈森那本著名的关于效用理论的精彩绝伦的书,我的儿子史蒂芬发现了它的一个很好的1854年的版本,非常稀缺。他花了25 美元买了下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我。10年后,在一个拍卖会上,与我的那本完全相同的另一本,竟然以15000 美元成交。我得声明一点:史蒂芬固然是一个博学的统计历史学家,但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是经济学家的老爸,他怎么能知道戈森这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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